如何破解广东发展失衡问题 如何破解广东发展失衡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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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线城市如何破解“鬼城”“空城”难题?

“当前很多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是非常可怕的，供大于求好几倍，一些山区的楼建得非常高，就像一根根筷子插在那里，令人心惊胆战。” 在近日由集团举办的“探索新型城镇化”主题沙龙活动上，广东省房地产协会秘书长王韶对于当前在三四线城市出现的“鬼城”“空城”现象非常忧心。 为何当前三四线城市容易出现“鬼城”“空城”？在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当中，如何才能破解“鬼城”“空城”的难题。业界人士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城镇化不等于房地产化 现在很多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是非常可怕的，供大于求好几倍，一些山区的楼建得非常高，就像一根根筷子插在那里，令人心惊胆战。 问：党的十八大提出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其中特别突出一个“新”字，这个“新”字强调，我们追求的城镇化，是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土地、生态宜居、大中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的城镇化。但据观察，在很多地方，尤其是三四线城市，仍然出现了很多房地产的泡沫现象，出现了一些“鬼城”“空城”现象。为何会出现这些和新型城镇化理念背道而驰的现象？ 何锦超：中央在十八大之后提出要建设新型城镇化，重点体现在“新”字和“镇”字上，这意味着，新一轮城市化的进程中，要突出“新”字，不能走传统的老路，同时要着眼在“镇”上做文章。 这就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建特大城市或者打造新的特大城市，房地产企业应该是要往中小型城市布局。所有的房地产企业都应有这样的共识：房地产企业跟城镇化有深刻关联，但是城镇化却不等于房地产开发。 过去学界曾提出过“三规合一”的理念，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市建设规划应该是三位一体，而不是独立的，但过去的数十年时间里，三者并未真正统筹起来，因此我们的城市建设也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很多房地产企业包括碧桂园都只能跟随政府的指挥棒走。一旦政府的指挥棒指挥不妥的时候，就会出现所谓的房地产泡沫现象。 王韶：2023年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式进入拐点，城镇化也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发展高度，房地产界似乎也形成了一个共识：城镇化对未来中国房地产是一个大的利好。但是，我的意见是，对于城镇化和房地产的利好不能过于乐观，要理性，新型城镇化给房地产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但城镇化却不会使房价下降。 目前，中国县域市场支撑了大批量和大规模的房地产发展，但却隐藏着泡沫的风险。2023年、2023年金融危机后，很多的企业采取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到三四线城市去发展。而现在很多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是非常可怕的，供大于求好几倍，一些山区的楼建得非常高，就像一根根筷子插在那里，令人心惊胆战。三四线城市的经济实力和消费能力被过度消耗了，在城镇化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房地产应该如何适度地发展，何去何从值得业界思考。 周丽敏：城镇化是新一届中央政府拉动内需的最大载体，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希望让新型城镇化成为各项改革的抓手，打破利益集团的各种垄断。新型城镇化里面设计了一系列的制度改革，比如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村土地的流转，城乡二元化的改革等等，都是可以通过城镇化这一抓手从上至下去推动的。 但目前国内推动城镇化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是，主要还是政府在主导。比如河南郑州地区，河南在新型城镇化探索做得比较靠前，但却出现了一些问题，表现在基层的探索做得稍微激进了一点。它采取的方式是村村并举，从城乡结合部下手腾挪土地，名义上是加大土地集约化应用，实际上却给了不少房地产开发商机会，做出来的新城镇名为新型社区，但质量、规划却显得比较粗糙。 土地财政催生地产泡沫 房屋建设只是城镇化建设的一小部分内容，没有产业带动，光建房子和铺桥修路是没有用的。 问：那么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如何才能解决“鬼城”“空城”的问题？ 何锦超：如今再谈新型城镇化，其实还是要解决十几年前我们提出的“三规合一”问题。未来的城镇应该是三个规划统筹协调的基础上建立的一种新型城镇化。这种新型城镇化并不是说要在全国各地全面开花，而是应该有不同的对待，应该根据人口迁移的规律推进城镇化进程。 就广东的情况来看，珠三角九市向来是广东经济发展的重地，但房地产企业在商言商，并不应只看好这9个城市，也应该看好湛江和茂名等粤东西北地区城市。现在湛江有钢铁基地，茂名有石化基地，我们认为，有产业带动的地方就是人口集聚的地方，只要有人，就有房屋的需求。 在推进城镇化时应注重城镇产业经济的培育，没有产业基础，我们建起的只是“空城”，房屋建设只是城镇化建设的一小部分内容，没有产业带动，光建房子和铺桥修路是没有用的。产业谁去带动， 谁去规划，只有政府才能够引导，而单一的房企是难以推动的。 王韶：我的意见是，新型城镇化不能再是当地政府通过发展房地产过度依赖于土地财政的思路，这很容易催生地产泡沫或者经济泡沫，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政府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城市的二元结构失衡问题。 周丽敏：我认为，新型城镇化的推动要有企业积极参与的身影，而不是完全由政府来主导。城镇化的稳步推进，仅仅靠政府是行不通的，需要通过各种社会力量的推动。 问：刚才各位都提到，要解决“鬼城”“空城”问题，必须实现“产城合一”，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产城合一”？ 何锦超：产业是城市发展的支撑，其发展创造的就业岗位吸引了产业人口在城市定居生活，而人是房地产市场存在的必要条件。要做到“产城结合”，就要建立合理的产业体系，优化产业格局，强化城镇化发展的产业支撑，使就业和居住达到平衡。我们力求开发的项目能够和当地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的功能对应起来。 王韶：要真正做到“产城合一”，还是要重点发展新型工业化，通过新型工业化的发展，给城市服务业创造空间，解决城市二元结构失衡的问题，并辅以户籍制度的改革，解决新进城农民的就业、医疗、教育等问题。同时，要继续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解决农民就业、农村增收、农村稳定问题，为城镇化提供支撑。 周丽敏：“产城合一”，最终还是要吸引人口，通过产业发展聚集人气。总体来说，在合理合法的基础之上，企业在推动产城融合、介入城市规划运营、推动城镇化方面其实可以发挥更有活力的优势。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一、 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

首先，国际环境依然不容乐观，大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疲弱，还未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这给中国外贸出口带动很大影响。2023年5月，美国“国债”突破16.7万亿美元“债务上限”；10月，美国政府17年来首次停摆，美国国债存在违约风险，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必然要受影响。一些新兴经济体增速也有所放缓，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仍居高不下，很多国家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采取的超常规财政刺激政策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我国的周边环境还很不稳定，存在诸多威胁。这些因素对中国经济必将产生许多外部压力，包括经济和政治等方面。

其次，内部体制出现障碍。中国能够快速发展到现在，依靠的主要发展模式是以吸引外资、廉价劳动力以及迎合外部需求的生产导向为基础的旧有模式。旧模式中的三个要素或称制度红利、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把中国带到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上，但是现在这种模式潜力已基本耗尽。中国人口老龄化非常迅速，人口红利逐渐丧失，很快将迎来“刘易斯拐点”。2023年中国劳动力数量首次出现了减少，正以历史最快速度从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转变。经济增速放缓，现有发展模式的所有弊病都达到了高峰。此外，资源不足、环境污染，严峻的生态形式也是个棘手的问题，使得一直支撑经济增长的体制内部出现了制度性疲劳和障碍。第三，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根据国际发展的经验，新兴市场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使原本良好的发展势头转变轨迹，就像掉入陷阱一样，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典型的表现是上个世纪后半期若干拉美国家。2023年我国人均GDP已达6 100多美元，正处于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艰难爬坡阶段。

二、 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总体良好，但长期的快速发展，积累和遗留的各种问题也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发展方式粗放落后，经济结构不合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发展是粗放的，缺少内涵、质量和效益，是不可持续的。我国的经济增长是主要停留在粗放经营方式上，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传统发展模式。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发展不协调，导致资源严重缺乏。据有关方面测算，我国经济增长中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增加的贡献率占72%，依靠科技进步等促使要素效率提高的贡献率仅占28%，而发达国家后者占50%―70%。具体来看，其一，在经济效益方面，我国经济运行并没有从根本上克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痼疾；其二，在经济结构方面，产业结构的失调依然存在，农业基础薄弱，发展缺乏后劲，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等。

（2） 贫富差距过大。根据联合国有关组织分析，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表示收入差距相对合理。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基尼系数达0.474，远远超过0.4的警戒线，是世界上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使社会财富过多地集中在少数高收入阶层手中。同时，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也都在扩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这些问题如果不进行调节，就使人们的不公平感增加，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社会矛盾就突出，这也是上世纪许多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

（3） 经济发展面临下行压力。中国经济以9.8%的速度持续增长了30多年，2023首次“破8”，为7.8%，预计2023年约为7.7%，发展速度继续放缓。过去作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正进行宏观调控，日趋减缓；内需乏力仍是我国长期经济发展的顽疾。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支撑外贸出口高速增长的国际环境也在改变，使得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正在消减和逆转。目前，虽然国内经济仍保持较快增长，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突出，繁荣的背后有太多的泡沫。

（4） 区域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梯度发展”政策，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指导下，经过30多年的发展，迅速拉大了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发展差距。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2023年GDP最高的广东省为52 674亿元，约是西部10省GDP的总和，是最低的西藏（606亿元）的87倍，是中部江西（11 584亿元）的4.5倍，北部吉林（10 531亿元）的5倍。与此同时，中东部地区差距、南北差距、城乡差距也随之越来越大，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区域发展不平衡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障碍。

（5） 市场和资源环境有待改善。市场环境的好坏关乎经济的发展，也会影响社会稳定。近年来，我国食品、医疗事件频发，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从三聚氰胺、瘦肉精，到苏丹红、地沟油，形形色色的安全问题，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健康；假冒伪劣、社会欺诈现象依然十分突出；社会诚信和社会道德水平依然不高。这些不良的社会现象严重污染市场环境，也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信心，阻碍内需的发展。此外，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我国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现象严重，资源环境问题也日益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中国高碳的能源结构使中国的发展处境极为不利，如果我国不能在低碳化方面取得积极进展，经济的增长空间将进一步被压缩。

三、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对策

面对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要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关键要破解转型升级、和谐发展、改革创新三大难题。以转型促发展，以和谐求稳定、以改革求出路。

（一） 转型升级促发展

当前，支撑中国经济发展30多年的旧模式已到临界点，转变发展方式是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开启“发展升级版”和“奇迹第二季”是新一届政府的紧迫任务。

首先要转变发展观念。发展是硬道理，“硬发展”没道理。要打造“中国升级版”必须走科学发展观的道路。要实现真正的国富民强，必须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改变一些政府官员唯GDP增长论英雄的观念，转变发展方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生活观念，正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经济社会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抛弃高消耗、重污染、低效益的传统发展模式，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其次，要以扩大内需为抓手。扩大内需是我国当前经济转型的战略基点和根本出路。由于受国际经济环境影响，我国出口贸易已不能继续为宏观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动力，扩大内需就成为当前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抓手，努力实现由出口拉动型经济向内需推动型经济转换。要努力保持消费与投资的动态平衡，实现消费和投资的双重拉动，从而增强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扩大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众所周知，出口、投资、消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在这“三驾马车”中最具实际意义的是消费。在出口乏力的条件下，投资和消费成为主导，但最根本的是消费拉动。没有消费，投资也缺乏动力源泉。当前，国内需求发展潜力巨大。中国有13亿多人口，有世界上最大数额的居民储蓄，截至2023年底，我国居民存款余额达到35.2万亿元，许多行业如教育、医疗、环保、能源、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供应短缺，这意味着在我国内需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

促进城镇化发展是我国内需的一大源泉。经济学家迟福林指出：城镇化是支撑消费释放的最大潜力所在。城镇化率的不断上升，必然会带动人力资本、土地资源资本化等诸多潜力的进一步释放。城镇化不仅可以扩大投资，还能有效促进消费，并对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目前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约15亿，城镇化发展蕴涵的内需潜力十分巨大。[2]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到2023年，如果我国的城镇化率能达到60%，这将形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依托。

第三，以调整经济结构为重点。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打造中国升级版的主攻方向。要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支持企业在竞争中淘汰落后产能，积极落实支持小微型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切实改善小微型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的发展环境。

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是结构调整的重点方向。2023年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446%，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53%左右的平均水平。加快服务业发展，不仅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也是减轻就业压力、改善民生的需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拓展服务业新领域，发展新业态，培育新热点。不断提高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引资、引智，加快提升服务产业竞争力。扩大开放合作，加大服务业招商力度，鼓励外资投向服务业基础设施和新兴服务业。对传统服务业的升级改造，提高服务业的层次，实现产业化、规模化、现代化。

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要特别注意去占领“微笑曲线”的两端。“微笑曲线”理论是台湾有“IT教父”之称的宏基总裁施正荣提出的。他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企业只有不断创新进取，向“微笑曲线”两端逐步发展，争取竞争的主动，才能扩大附加值及利润空间。因此，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重视产品研发、大力推动自主创新，走科技创新之路。

（二） 社会和谐求稳定

和谐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稳中求进”是当前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积累了许多难题和矛盾。迫切需要认真解决，以利再进。具体讲，和谐发展关键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 缩小贫富差距。要保持社会稳定、和谐，减少社会矛盾，就必须缩小贫富差距。要逐步调整收入分配体系，加大再分配调节。要大幅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大幅减少扶贫对象；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促进社会财富分配由“哑铃型”向“橄榄型”转变。逐步缩小贫富差距，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使全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2） 保障和改善民生。民生连着发展、连着公平、连着和谐。及时解决日益突出的民生问题，可以防止未来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隐患。要摆脱对GDP的崇拜，把经济发展从“以物为中心”过渡到“以人为中心”，把经济增长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结合起来，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要积极规范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广大群众的后顾之忧，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要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从而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改善市场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和平等享受的权利。紧紧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5] 要继续加大反腐力度，坚持不懈地与各种腐败现象作斗争。反腐倡廉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

（4）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是保持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实施全国一盘棋战略，注重区域平衡和协调发展，逐步缩小东西部差距、南北差距和城乡差距。在进一步推动东部地区转型发展的同时，积极支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不断加大对边山老少穷地区经济扶持力度，继续实施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把先富带动后富落到实处。

（5） 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继续小平同志“韬光养晦”战略，紧紧扭住发展大方向，埋头苦干，科学发展。要以合作求发展，增强互利共赢，运用智慧和策略妥善解决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着力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着力维护和平发展的大好形势。为保障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三） 深化改革是出路

中国当前再次来到十字路口，旧模式的潜力已基本耗尽，唯寄希望于新一轮改革。依靠改革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是新一代领导人施政的一个着力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志指出，改革是中国发展最大的“红利”。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刘艳提出改革是拉动中国经济的“第四架马车”，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崛起的初期靠的是技术革新和劳动成本优势，而真正的持续发展则要靠先进的制度和不断优化的社会经济规则。 以经济学家贾康为首的经济研究小组提出“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强调以推动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着力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实现“双创、双化、双减、双扩、双进、双到位” 的政策主张，为我国当前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当前，我国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全面深化改革要特别关注以下几方面。

一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既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又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快改革财税体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3]维护金融稳定。

二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是发展的永久动力，也是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关键。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3]要积极打造技术创新的公共平台，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政府应注重对具体产业领域自主创新的引导和扶持，大力培育具有高端技术的战略性和策略性产业。同时，把人力资本积累作为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的重点任务，加快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政府应加大科技资金投入，积极构建完善的科研体系，从而占领未来技术的制高点。必须更加重视技术创新，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经济发展从主要依靠投资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广东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再出“新招”,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近日，广东省委、省政府正式发布相关政策，支持珠海现代化国际化建设，支持汕头、湛江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打造现代化沿海经济带重要发展极，这是广东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再出“新招”。但是，我们都知道，广东是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省份之一，那导致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呢？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是国家政策的偏向原因，有政策就有发展。其实，这观点是片面的。长期以来，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制约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短板。此次出台的三份意见，就把珠海、汕头、湛江三市改革发展放到全省推进珠西崛起，这也会在推动三市在“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中起着更大作用。那么，导致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真正原因是啥呢，具体可以有以下几点原因。区域发展不平衡，一个原因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因为在广东，不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也是很大。2023年，广东东部地区年人均收入为38587元，西部地区为18090元，差距达2万余元。而广东绝大部分贫困人口中，中西部地区占了绝大部分。还有就是区域社会发展不平衡。在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文化、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跟西部地区就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目前西部地区人均教育经费支出仅为东部地区的73.5%。还有就是广东西部地区的农村医生的文化和专业水平也很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镇化发展差距。一个区域发展不平衡，离不开城市化发展的差距因素，城镇化发展的好，城市发展也就跟上发展。所以，导致区域发展不平衡，我们可以从城镇化、经济、社会这个大方面去分析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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