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鸿记食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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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泉剪刀

张小泉，明末安徽黟县会昌乡人。其父张思家，自幼在以“三刀”闻名的芜湖学艺。小泉在父亲的悉心指教和实践中，也练就了一手制剪的好手艺。

明朝末年，灾害频繁，烽烟四起。黟县百姓朝不保夕，苦不堪言。父子二人，制剪为业，小泉刻意求师访友，技艺大进。经过反复琢磨，终于创制出嵌钢制剪的新技术。他选用闻名的“龙泉”钢为原料，制成的剪刀，镶钢均匀，磨工精细，刀口锋利，开闭自如，因而名噪一时。一些专业艺人如裁缝、锡匠、花匠等慕名前来定制剪刀。

【剪刀特色】

传统民用剪刀是张小泉的起家产品，它有“信花、山郎、五虎、圆头、长头”五款，靠镶钢均匀、钢铁分明、磨工精细、刃口锋利、销钉牢固、开合和顺、式样精巧、刻花新颖、经久耐用、物美价廉等十大特点称雄制剪业。

“快似风走润如油，钢铁分明品种稠，裁剪江山成锦绣，杭州何止如并州”。这是我国杰出的剧作家田汉1966年走访张小泉剪刀厂时写下的一首赞美诗。

【剪刀溯源】

·发展历程

历史回眸张小泉剪刀的制作，已有340多年历史，明末清初就已出名。张小泉的父亲张思家自幼在以“三刀”闻名的芜湖学艺，后在黟县城边，开了个张大隆“剪刀铺”，前店后家。张思家做事认真，他打磨的剪刀，坚韧锋利，备受人们的称赞。

清兵入关时他父子俩逃到杭州，在吴山脚下的大井巷内，开设了“张大隆”剪刀作坊，悉心研究铸造技艺。在打制剪刀中运用了“嵌钢”(又叫镶钢)工艺，一改用生铁锻打剪刀的常规，选用的又是浙江龙泉、云和之钢，还采用镇江特产质地极细的泥精心磨制，使剪刀光亮照人，生意格外兴隆。张小泉子承父业后，由于制作认真，质量上乘，加上地处清河坊一带，是杭州商业中心，故而生意兴隆，利市十倍。

清康熙二年（1663年），张小泉剪刀始创于杭州，后成为闻名遐迩的“五杭”产品之一。为防别家冒用张大隆招牌出售剪刀，他把招牌改用自己名字“张小泉”。

宣统元年（1909年）传至张祖盈时，制剪技术在杭已传八代，他以“海云浴日”商标，送至知县衙门，并报农商部注册，商标上还加上“泉近”字样。1915年，张小泉近记剪刀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奖，从此剪刀远销南洋、欧美一带。门市平均每月销售大小各种剪刀计一万余把。1917年张祖盈将剪刀表面加工改为抛光镀镍后，更受顾客的欢迎。当时师傅、徒工、店员人数已达八十多人。1926年获美国费城世博会银奖。

正当张小泉发展势头蒸蒸日上时，日寇侵占了杭州，张小泉剪刀尽管在剪刀业中遥遥领先，但仍遭受重创，濒于破产。新中国成立后，张小泉剪刀保持了其传统特色，并在工艺、产量和质量等方面有了进一步提高。1957年“杭州张小泉剪刀厂”成立，现在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剪刀生产企业。

2000年，张小泉企业整体改制，转变为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有限责任公司，为“张小泉”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企业顺利通过转制，杭州张小泉集团有限公司宣告成立，向现代企业制度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剪刀轶事

据说清朝乾隆皇帝第二次下江南到杭州时，乔装打扮，混入香客之中，信步上山游览。正当游兴正浓，天公却不作美，突然下起雨来，只好下山寻屋避雨，匆忙中走进一间挂着写有"祖传张小泉剪刀"字样招牌的作坊。乾隆好奇，顺手拿来一把剪刀一看，只见寒光闪烁，锋利无比，便买了一把带回宫去。他很喜欢这把剪刀，作为宫内用剪。从此，张小泉剪刀名声大作，打出“张小泉”牌号做剪刀的，最多时曾达到86家，出现了“青山映碧湖，小泉满街巷”的盛况。

【工艺特点】

虽然张家产业数易其主，但张小泉及其后代却给人们留下了精湛独特的剪刀制作工艺，当时总结出来的72道工序，是一代又一代劳动者的智慧和心血的结晶。

张小泉传统制剪工序中有两项精湛独特的制作技艺历经磨练被延续下来，一是镶钢锻打技艺，造剪一改用生铁锻打剪刀的常规，选用浙江龙泉、云和的好钢镶嵌在熟铁上，并采用镇江特产质地极细的泥精心磨制，经千锤百炼，制作成剪刀刃口，并用镇江泥砖磨削；二是剪刀表面的手工刻花技艺，造剪工匠在剪刀表面刻上西湖山水、飞禽走兽等纹样，栩栩如生、完美精巧。

张小泉剪刀创始人张小泉曾立下“良钢精作”的家训，340余年来由其后人身体力行，成为张小泉企业文化的核心理念。张小泉剪刀厂“质量为上，诚信为本”的经营宗旨和"用心去做每一件事"的精神即源于此。

张小泉剪刀在继承传统技艺基础上不断创新。它已成为我国剪刀行业中产量最大，品种最全，质量最好，销路最广的一家企业。产品形成了工农业用剪、服装剪、美容美发、旅游礼品、刀具系列等100个品种500多个规格。最大的剪刀1.1米长，重28.25公斤；最小的旅行剪只有1寸长，4钱重，可放入火柴盒内。

【传承意义】

北有“王麻子”，南有“张小泉”。张小泉剪刀选用优质中碳钢镶嵌锻制刃口，经过72道工序制成。其“钢铁分明、磨工精细、剪切锋利、开合和顺、样式新颖、手感轻松”的特点，一直为人所称道。现在张小泉剪刀除供应国内市场外，还远销到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上世纪50年代，生产一把剪刀是在“一只风箱一把锤、一块磨石一只盆、一把锉刀一条凳”的简陋条件下经过72道工序才完成的，而如今，张小泉剪刀90％以上的生产工序实现了机械化和自动化，生产工序最少的只需9道。随着冲压、注塑工艺的大面积应用，传统的工艺逐渐被遗弃，即使是仍在采用的几道传统工序，也只有退步，没有进步。众多制剪工人年事已高，无法亲自操作。致使这一古老的手工艺出现传承断档，如今能够从头至尾完成所有工序的制剪高手已不复存在，张小泉剪刀锻制工艺急需抢救、恢复。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23年5月20日，张小泉剪刀锻制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3年6月5日，经国家文化部确定，浙江省杭州市的施金水、徐祖兴为该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26名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张小泉品牌之争】

·一个品牌两个地方

【杭州】

杭州市档案馆及浙江文史资料选辑记载：1628年张小泉带着儿子近高来到杭州，开设“张大隆”剪刀店。1663年，改名为“张小泉”刀剪店。小泉去世后，儿子近高继承父业。1910年张祖盈承业。1949年，张祖盈因亏损宣告停产，并将“张小泉近记”全部店铺与牌号盘给了许子耕。1953年，人民政府将杭州数十家剪刀作坊并成五个“张小泉”制剪合作社。1958年合并为杭州张小泉剪刀厂。 1964年8月，杭州“张小泉”获得“张小泉牌”注册商标。

【上海】

上海档案馆资料记载：1950年，上海数十家上海张小泉剪刀商店签订同牌同记联名具结书。内容主要是：“张小泉牌号沿用已久，难以更改，共同使用，加记号以为识别，永无争议。”1956年公私合营，“张小泉协记”、“张小泉鸿记”等合并成上海“张小泉”。 1956年上海“张小泉”开始使用张小泉企业名称（即字号），1987年获得“泉字牌”商标，1993年10月被国内贸易部授予“中华老字号”。

·品牌诉讼

1990年代中后期，杭州和上海两个张小泉为因为品牌问题展开了长时期的诉讼，可以说是旷日持久，各抒己见。

【杭州】

1997年，杭州“张小泉”的“张小泉牌”商标被国家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对此，杭州“张小泉”认为，上海“张小泉”在成立之初取得“张小泉”字号，因历史原因可以谅解。但在杭州“张小泉”取得注册商标，特别是取得驰名商标以后，上海“张小泉”仍在使用“张小泉”字号，使消费者误认为上海“张小泉”与杭州“张小泉”存在某种关系，因此认为上海“张小泉”的行为侵犯了杭州“张小泉”的商标专用权，构成不正当竞争。

1999年3月，杭州“张小泉”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上海“张小泉”在企业名称和产品标识中停止使用“张小泉”文字，并要求赔偿270多万元。

【上海】

上海“张小泉”认为，上海“张小泉”名称早在1956年就已使用，迄今已数十年，而杭州“张小泉”注册商标的取得晚于上海“张小泉”企业名称的使用。因此不存在侵犯商标专用权或不正当竞争的事实。此外，“张小泉”文字根据存在和使用的历史资料记载，并非属于某个企业，其知名度高也非由于杭州“张小泉”取得驰名商标而形成，它是众多使用“张小泉”的厂家或商家共同创造的结果。

·法院裁决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杭州“张小泉”的注册商标权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但考虑到杭州“张小泉”的注册商标和上海“张小泉”的企业名称产生的特定的历史背景，从公平和诚信原则出发，对上海“张小泉”不认定构成对杭州“张小泉”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

杭州“张小泉”对一审判决不服，提出上诉，之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杭州“张小泉”的上诉，维持原判。

·律师说法

据上海“张小泉”有关人士透露，目前全国约有10家“张小泉”，除了杭州存在的两家“张小泉”外，上海有三家“张小泉”，此外，武汉、南京等地也有“张小泉”企业。“张小泉”已成为江南地区刀剪行业的代名词。

对于此案的判决依据，华诚律师事务所徐申民律师认为，“张小泉”之争存在两个法律问题，即商标与字号、历史与法律的冲突，但法律规定了“在先权利”原则，即企业字号在无恶意的情况下使用超过5年以上，就应以“在先权利”原则获得法律保护。上海“张小泉”的企业字号早于杭州“张小泉”注册商标的使用，依“在先权利”原则，杭州“张小泉”的诉请不能成立。

阳江市阳西县哪里有冰冻鸡卖

阳西县宋康西路。通过查询阳西县鸿记冷冻食品行简介显示，位于阳西县宋康西路的阳西县鸿记冷冻食品行营业范围包括零售：冷冻食品，因此截止到2023年7月27日，阳江市阳西县宋康西路有冰冻鸡卖。冰冻鸡就是把经过屠宰的鸡快速降温使其冻结,然后置于-18℃条件下储存的鸡。

天津近代工业发展?

天津近代工业，始于洋务运动中清朝政府创办的天津机器制造局等。此后，袁世凯在天津推行“新政”，在海河北岸建设河北新区聚集了大量的近代工业企业。包括周学熙等实业家在天津创办了一批“官督商办”性质的大型产业。到20世纪初期，中国民间产业开始蓬勃发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永利碱厂，在1926年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上永利碱厂生产的纯碱获得了金奖和证书，证书中称其为“发展中华民国主要化学工业的象征”。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和天津租界的建设促使天津在近代的快速发展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城市和工商业中心，以及中国第二大工业和金融商贸城市。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萌芽期、发展期、繁荣期和日占时期等四个阶段。由于天津近代工业发展繁荣，天津市在三岔河口修建了天津近代工业博物馆。

萌芽期

天津近代工业的萌芽期是开埠后的洋务运动时期。从1866年开始，受洋务运动影响，清政府在天津及周边地区逐步建立了一系列的军工产业。为应付对外通商事务，清政府又于天津设置三口通商大臣（1870年改为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天津成为李鸿章北洋基地的核心地区，这一时期也是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初期。

洋务派创办的军工业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洋务运动兴起，“洋务派”开始兴办近代以军工产业为代表的官办产业。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城东18里贾家沽道附近觅得土地22顷，在周围挖壕沟，建造长1500余丈的围墙，建成天津机器局东局，是天津机器局火药厂，俗称为“东局子”，是当时中国北方最早、最大的军工产业。该局为北方诸省提供军需的枪支、弹药，在北洋水师建成后，又负责提供北洋舰队所需的军需物资。在崇厚之后，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主持天津机器制造局，使其迅速发展成为机器制造、金属冶炼、铸造、热加工、基本化学、船舶修造等规模可观的大型军工企业。天津机器局的东局子被称为当时世界最大的机器局之一。

清政府为加强海防，又于1880年由李鸿章在天津创建北洋水师大沽船坞。大沽船坞是近代中国北方第一座船坞，与旅顺军港、威海卫刘公岛并称北洋水师的三大基地，用于修理北洋水师的军舰，1890年始造军火。

“官督商办”产业的创办

为配合近代军工产业的发展，清政府在天津修建了最早的电报线和中国第一条自主型标准轨铁路，并创办开平铁路公司和开平矿务局，开平矿务局是中国最早的机械化大型煤矿，以保证军工产业所需要的能源物资。 1878年由李鸿章委派买办唐廷枢创办开平矿务局，起初原拟官办，后因清政府财政支绌，才改为官督商办。 1879年，以直隶总督府为起点，经天津机器局东局子及紫竹林租界和招商局，至大沽炮台及北塘兵营之间架设电线之间的电报线，是中国最早的电报线。此后又铺设了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路。后在天津设电报总局，下设电报东局、电报北局、电报南局三个分局。天津电报局虽是“官督商办”，但凡洋务、军务电报，均为“头等官报”，发报顺序又定为“先官后商”。

而始建于1880年的唐胥铁路，后经李鸿章建议，延长至大沽及天津，主要用于开平煤炭的运输和北洋海防调兵运输军火。1887年李鸿章将开平铁路公司更名为中国天津铁路公司（又称津沽铁路公司）。津唐铁路建成后，李鸿章考虑到北洋防务，以天津为中心，修筑了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除上述为军工产业服务的“官督商办”近代产业，为方便南北贸易往来李鸿章早在1872年就创办了轮船招商局，总局在上海，设津局位于天津的紫竹林南。

早期的外资企业

外资在天津最早经营的近代企业是1874年英国的大沽驳船公司，但比李鸿章筹办的轮船招商局要稍迟一些。外国资本是在1871年才获准在天津经营驳船运输业务，须经清政府规定试办年限。1874年5月，英商集资兴办的大沽驳船公司成立了，资本为33000美元。1889年9月大沽驳船公司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为50万两。”至1900年天津共19家外资企业，英、德两国占16家。在19家外资企业中，以对外贸易的企业为主，其中打包厂有11家。此外，其他早期的外国资本多为小型民用工业。

民间资本产业的创办

天津的民间资本产业较外资产业还晚，1878年由朱其昂创办的贻来牟机器磨坊。在1900年以前，天津贻来牟机器磨坊，每年获利六七千两，此后又有民间资本添没三四家，每家每年仍可得利六七千两，足见销路日旺。这些在19世纪90年代新设的机器磨坊，缺乏具体的历史记载，目前可以明确考证的有大来生机器磨坊、天利和机器磨坊和南门外瑞和成机器磨坊3家。

1884年，广东商人罗三佑创办的德泰机器厂是天津第一家民间资本创建的铁工厂。机器制造产业方面，天津还有1886年天津英租界内开办的万顺铁厂。此外，德泰机器厂、万顺铁厂都设在毗邻租界的海大道(今大沽路)一带。20世纪初，这里又设有炽昌铁工厂等。因此与当时天津租界的发展是相适应的，海大道一带是天津早期民族资本机器制造业的发源地。天津早期民间资本创建的机器加工产业，还有三条石大街1897年建成的金聚成铁厂。其他的产业则如1886年成立的天津自来水公司、1897年创办的北洋织绒厂、1898年创办的北洋硝皮厂，都是当时的著名买办吴懋鼎在天津投资兴办的，也是当时天津乃至北方同类行业中最早的。

天津近代工业初始期重要产业有三十余家，十九家为外资企业。其余十七家家民族工业中，六家为官办或官督商办产业，这六家产业多与军事相关，即使为官督商办性质，也多为官僚所控制。民间资本产业投资较晚，规模较小，类型也并不多。天津早期的近代工业主要以军工产业为主、规模较大，创造了多项全国第一，具有开创性价值。如中国第一家近代化火药厂——天津机器局东局；中国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第一条自主型标准轨铁路、第一条电报线——“北塘—大沽—天津”军用电报线；中国北方第一座船坞等都与天津息息相关。

发展时期

主条目：河北新区

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期是从袁世凯在天津推行“新政”至中华民国成立初年。1902年前后，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袁世凯在天津大力推行“新政”，至中华民国成立前后是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期，突出表现在河北新区的建设、近代工业教育的繁荣以及民间资本产业的发展。

“官督商办”产业的发展

20世纪初袁世凯在天津推行的“新政”为天津近代工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1902年，周学熙受袁世凯之托创办北洋银元局，取得成功后又于1906年创建了北洋劝业铁工厂等重要的官督商办产业，河北新区一度成为重要的工业区。同时，河北新区还创办了直隶高等工业学堂、考工厂、实习工场等教育机构，成为重要的工业教育基地。

周学熙又于1906年接手唐山因产品质量差而倒闭启新洋灰公司，该公司前身为1889年唐廷枢创办的唐山细棉土厂，是李鸿章委派招募民间资金创办的。周学熙接手后引进当时国际最先进的水泥生产设备——丹麦史密斯公司的干法水泥回转窑，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创了中国水泥工业的先河。

军工业的转型

主条目：大沽船坞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后，天津大型的官办军工产业受到侵略军的严重破坏。天津机器制造局的东局子被八国联军占领，后被用作法国兵营，天津机器制造局的西局子海光寺机器局则被完全破坏。在1901年被日军占领，西局子的旧址被作为日本兵营之用。北洋水师大沽船坞于1900至1902年被俄国占领达两年之久。1906年，大沽船坞作为北洋劝业铁工厂大沽分厂投入生产，并将原大沽船坞的炮厂划为宪兵学堂之用，大沽船坞此时已成为官助商办的产业。

商办产业发展

“新政”时期天津的民间资本得到了发展，河北新区的建设，天津造币总厂、直隶工艺总局、北洋劝业铁工厂等相继建成，加上天津的机器工业本身具备一定的基础，三条石大街一代逐渐发展成机器制造工业的中心。同时，工业区的范围由河北新区沿三条石大街向天津旧城西部蔓延。从1902至1911年，天津出现过的工业企业总计为139家，涉及矿业、水泥、机器制造、纺织、化工、食品等行业，其中纺织行业居首41家，化工行业（含火柴、皮革、化妆品、榨油）居次31家，食品加工行业（含烟草）居三20家，天津的支柱产业结构初步形成。著名产业如大红桥附近的天津造胰公司建于1905年，纪钜汾1908年创办卷烟公司。这一时期的稳步发展为辛亥革命后民间资本工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兴盛时期

民国初至日军侵占这段时期是天津近代工业的兴盛期，这段时期主要表现在商办产业的兴盛。面粉、火柴、纺织、化学、制革等类型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天津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北方的工业中心，全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

纺织业

自“北洋新政”期间起，周学熙作为北洋实业的奠基人，创办了直隶工艺总局，并倡导“大兴工艺”并大力开办工厂和工业教育。1904年，实习工场下设织机、染色、提花等科目，开始了机器织布工业。此后，天津及周边地区兴办了数十家机器织布工厂。1915年由周学熙创办的天津第一家机器纺纱厂直隶模范纺纱厂建成，1916年章瑞廷创办恒源帆布有限公司，后与直隶模范纺纱厂合并，改名为恒源纱厂。1916年，周学熙退出北洋政府后，致力于实业，创办新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1918年建成天津华新纱厂，又在青岛、唐山、卫辉三地设分厂。1918年至1922年间，裕元、裕大、北洋、宝成等纱厂相继建成。六大纱厂初具规模。此外，天津市区还有单织厂87家。至此，天津已成为中国北方近代棉纺织业的中心。1931年仁立毛织厂在津建成，1934年东亚毛呢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建厂投产，天津近代毛纺织工业自此开始形成。仁立、东亚是天津驰名的两大毛纺厂。东亚毛呢纺织公司的取“抵制洋货”谐音的“抵羊牌”毛线成为中国第一个国产毛线著名品牌，也是当时实业救国的代表。

粮油加工

1878年，天津已经出现使用机器磨面的磨房。1915年，中日合资在天津意租界内创办寿星面粉公司，产品旺销。直到1919年，“抵制日货”活动兴起，该公司因有日资介入遭抵制而停产。1925年，该公司重组，更名为寿丰面粉公司，后逐渐发展成华北规模较大的面粉企业，下设三个分厂。大丰面粉公司建于1921年，为二分厂，民丰面粉公司建于1923年为三分厂。其他较为著名的面粉企业还有福星面粉公司，建于1919年，生产“蝙蝠牌”面粉，嘉瑞面粉公司建于1924年，生产“牧牛牌”面粉。

海洋化工

主条目：天津碱厂、久大精盐公司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天津地区古代就有盐业，属“长芦盐”。但传统的食盐制作粗糙、质量较差，精盐制作已成必然趋势。1914年在北洋政府的允可下，在盐务专家景韬白的支持下，集资在塘沽创办了久大精盐公司，得到了众多社会名流的大力支持，发起及赞助人有梁启超、范源濂、李思浩、王家襄、景学钤、胡浚泰、刘揆一等。

范旭东从日本采购机器，购地建厂。起初购盐为原料，后自置盐田，作为原料。使用重结晶法工艺生产出精盐，产品商标为五角形的海王星。纯碱和硫酸的生产水平是20世纪衡量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指标之一。范旭东另一贡献就是创建了永利碱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进口碱的数量急剧下降，中国人民只能食用“土碱”，并且许多以纯碱为原料的工厂也被迫停工。范旭东等人决定采用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苏尔维制碱技术生产纯碱，1917年着手创办永利制碱公司，于1923年完成碱厂基本建设，于1926年6月29日生产出雪白的纯碱，定名“红三角牌”。精盐和纯碱的研制成功，打破了外国企业的垄断，填补了中国化学工业的空白。同时，“红三角牌”纯碱使中国生产的化工产品的首次出口海外。早在1926年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上永利碱厂生产的纯碱获得了金奖和证书，证书中称永利碱厂为“发展中华民国主要化学工业之象征”。

制革工业

1898年吴懋鼎在天津创办北洋硝皮厂后各地纷纷设厂，到民国9年农商部统计全国有新式制革厂3l家。1931年统计天津有新式制革厂11家，以裕津为最大，华北、鸿记为次之。裕津厂虽为中日合资产业，但厂内主要权力归日本人，产量占天津皮产量半数以上，主要产品有花旗、法兰、箱皮、马具皮等。华北厂在天津是华商经营的最大皮革厂，初期以马皮为主，年产约2万张，后来专心研制花旗，法兰两种皮革。鸿记厂建于20世纪30年代，主要有花旗、法兰、鹿皮3种产品，是天津的名牌产品。利生厂是中国第一家皮革制球工厂，该厂从制革开始，自己缝制篮球、足球等皮制球类产品，后逐步增设木工部、制革部、制弦部、营业部，是中国体育用品制造业中规模最大的。天津制皮作坊约有三、四十家，主要集中在西南城角、太平庄、南开大街、南大道、华家场一带。

机器加工业

清末机器加工业就开始萌芽的三条石地区经过“新政”时期的发展，到1914年这一地区有铁业作坊、工厂17家。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展到鼎盛时期。到1937年前，三条石地区从事铸铁和机器制造的工厂已达300家左右，成为当时有名的“铁厂街”。三条石地区鼎盛时期较为著名企业的有1918年建成的郭天祥机器厂，在当时已经注册了商标；以及1926年建成的福聚兴机械厂。

其他工业

主条目：天津电车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和法国电灯房

天津近代民族资本产业在兴盛期除了纺织业、粮油加工、机器加工、海洋化工等的大型规模产业外，还有很多类型和著名产业品牌。如天津丹华火柴公司，是1917年华昌公司与北平丹凤火柴厂合并形立的，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火柴厂。丹华火柴公司与同时期的天津北洋、中华、荣兴等三家较大的火柴公司共同占领了国内各地主要市场。1921年周学熙创办的耀华玻璃公司，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玻璃企业，董事会和总事务所设在天津，由中方出股本，由比利时方出专利权，工厂设在秦皇岛。1929年，陈调甫等人创办天津永明油漆厂，首先制成酚醛清漆“永明漆”；1931年以后，经研发陆续生产醛酸纤维素漆、硝基纤维素漆；1948年又研制成功醇酸树脂漆，即可刷、可喷、可烘的“三宝漆”。天津油漆工业长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据当时的不完全统计，仅1912至1928年，天津民营资本厂家就有2471家，总资本额约8242.7万元，涉及66个行业。其中，纺织1407家，总资本额为2687万元，占当时天津民族工业资本额的30%，无论是厂家数，还是资本额均居首位；化工企业有280余家，资本总额1100余万元；食品工业130余家，资本总额855万元。从1900至1937年间外资企业在天津也得到发展。1901至1928年，外商在天津设厂约90家，资本总额约3000万元。1928至1937年，共有11个国家在天津投资建厂217家。其中较为著名的外资企业有1904年建成的比利时的天津电车电灯股份有限公司、法国电灯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等。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日军占领天津及华北后，成立专门统筹华北地区内城市建设事务的华北建设总署，多次制订“华北开发计划”并强调资源的开发与交通运输事业建设两大原则。而天津在计划中被规划成向日本本国输送物资的交通枢纽。但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侵华战略为适应战争需要发生了改变，天津除了作为交通枢纽的作用之外，也成为华北进行长期工业建设的城市之一。为此，日本先后在天津制订了《天津都市计划大纲》、《塘沽都市计划大纲》和《大天津都市计划》等规划。1939年华北建设总署都市局向天津特别市公署下达的《天津市都市计划大纲》，其方针是使天津成为华北贸易大港、商业都市和工业基地。

在天津沦陷后，北洋水师大沽船坞、启新洋灰公司等一大批工业企业被日本侵华军队占领。永利碱厂、久大精盐拒绝与侵华日军合作，永利公司总部被迫由天津暂迁香港，工厂便带领技职人员和工人技术骨干撤往四川。北洋水师大沽船坞被日军占领后，变成“军事劳工监狱”。日本侵略者在天津先后成立了塘沽运输公司、天津船舶运输会社等机构，其造船部在大沽有东、西两厂。东厂系新建，西厂即是大沽造船所，为军管工厂委托经营。天津六大纱厂先后被官僚资本和日资所兼并。恒源纱厂和北洋纱厂分别于1925年和1936年被官僚资本的诚孚信托公司接管。裕大纱厂和宝成纱厂先后于1933年和1935年被转卖给日资东洋拓殖会社和伊藤忠商事会社合组之大福公司。裕元纱厂和华新纱厂也于1936年被拍卖给日资钟渊纺绩株式会社，分别改为公大六厂和公大七厂。此外，日资在天津又新建成裕丰、上海、双喜、大康等4家纱厂。

在抗日战争时期天津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后方基地，为提供军事侵略所需物资，日本因此在天津建设了部分与军事相关的企业，如日商华北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日商中山钢业所等6家钢铁企业。在此期间，日本设立的重要企业还有北支自动车株式会社、日商东洋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汉沽工厂等。侵华日军占领时期，天津机器工业得到了较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工业结构，提高了技术构成。直到战争结束日本投降时，天津已有300余家机械厂。

日后，这些工厂以及下属的研究机构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日商中山钢业所解放后更名天津钢厂，日商东洋化学工业株式会社汉沽工厂更名为天津化工厂，日商华北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为今天的动力机车厂。原日本在华的纺织企业被接收后成立了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永利制碱公司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在日后，将社中一切财产和所有工作人员并归中国科学院，成为中国科学院工业化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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